身体与符号建构：重读中国现代女性文学

身體與符號建構：重讀中國現代女性文學 by 林幸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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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本书所提及了数位萌芽于五四年代的女性作家 - 萧红，张爱玲，石评梅，凌叔华，庐隐。作者林幸谦沿着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线索，解剖了前现代至后现代的社会变迁，特别是两性平等的课题。

在林幸谦眼中，「性别」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，与种族阶级，民主观念的发展并列，建构着趋向理想的社会文化。重访百年来的女性文学，走一遍对父权体制的抗争，观察女性主体性的成长过程，无疑也瞥见了社会发展史的其中一面。


上编 - 文化身体与符号书写：萧红的女性叙事想像与建构

在绝大多数的封建社会里，男性主导的价值规范都是社会的主流文化，女性依其特质发展出来的，便形成了“女性次文化”。John Berger（1972）曾在《观看之道》中指出「男性凝视」的概念，「客体化」产生于看与被看之间 - 男性常常是带着权威的观看者，女性则生来就是被观看的一方。根据Fredrickson & Roberts (1997) 的客体化理论(objectification theory)，生活在性客体化的环境中, 会使女性内化一个“观察者”，(“我看上去怎么样?”)，而非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关注自身（“我能做什么? ”/ “我感觉怎么样?”)。理论上，持续性的自我客体化会导致某些心理疾病，如进食障碍，抑郁，性功能障碍。

身为一名作家， 萧红是“观察者”，也穷一生都在与疾病抗争。她之所以鹤立鸡群，是因为没有陷入自我客体化，反之尝试在“女性次文化”的重重铁幕下创出一片天，把自己活得遍体鳞伤也义无反顾。

由于感同身受，萧红笔下的女性病体让人心惊。她曾经如此描述“生死场”里的病重的月英：“她的眼睛，白眼珠完全变绿，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，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，紧贴住头皮。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，孤独而无望。”

她也曾直白地形容当代的女性：“女性的天空是低的，羽翼是稀薄的，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。”

两位文名不在萧红之下的爱人，萧军和端木蕻良，似乎也并不太懂得珍惜她。也许，这不完全是他们的错，试问有多少男性能把传统宗法父权之下的既得利益视为无物，衷心站在试图撼动传统根基的那一边。

作为传统社会里的先驱，萧红的路走得崎岖，结束得草率。

“不错，我要飞，但与此同时我觉得，我会掉下来。” 她的身体是容器，是工具；疾病，是抗争的语言。一位倔强的女性，即使跪着，也要把败路走完。

中编 - 情∕慾身体与隐私文本：张爱玲《小团圆》的自我/主体建构

“自我意识”，说白了就是要“认识你自己”，充分意识到自己有独立自主的人格，是命运的主人。以我的愚见，张爱玲应该是没有“自我客体化”的枷锁了，比起萧红的接地气，张爱玲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圆满 - 即使 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虱子”。

张爱玲想表现的 “是一个热情故事，得以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，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。” 无论是内容或文笔，这本书许是过于”坦荡“了，放眼70年代的中文文坛，风气尚算保守，作家的勇气固然可嘉，但她究竟还是无法在在生前目睹作品面世。

林幸谦认为，张爱玲的自传文体不单只是一部回忆录，而是作家探索自我与主体身份的渴求。小团圆里的盛九莉，被视为作家的自我型构主体，而且是极为高尚的；以“圣杯”作隐喻。张爱玲把身体这个容器神圣化了（“邵之雍对九莉说，“你脸上有神之光。”）

她冷冷，残酷地，虽不失客观地解剖着回忆，可也没有少为自己光环加冕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她是在为自己写，“自我设定了自我”。作为张的书迷，但愿她完成了作品，也就了结了夙愿。

下编 - 公/私场域与身体书写：时代新女性与女性自我建构 - 石评梅，凌叔华，庐隐

身体是容器，是工具；疾病是语言，治疗是政治体现。

石评梅，凌叔华，庐隐的小说是“女性次文化”下的告白。她们同样生于19世纪的大户人家，但命运坎坷。

庐隐生于1898年（清光绪二十四年）。降生的当天，外祖母去世了，因而被母亲认定她是一颗灾星，把她交由奶妈去喂养。

石评梅生于1902年，与吕碧城，萧红，张爱玲合称「民国四大才女」。她在1928年9月30日，因患脑膜炎去世，是中国近代女作家中生命最短促的一位。

凌叔华则在1900年，出生在文化古城北京的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，是其父第四位夫人所生，姊妹四人，排行第三，在家里排行第十。

凌叔华的”中秋晚“是我很喜欢的一篇小说；

”太太哽咽道：“我出嫁后的头一个八月节晚上就同他闹气，他吃了一口团鸭，还吐了出来，我便十分不满意，后来他又一脚碰碎了一个供过神的花瓶，我更知道不好了。”

母亲听后这样安慰女儿： “……这都是天意，天降灾祸，谁躲得过！我看你也要看开点，修修福，等来世吧。”

把命运交由飘渺的天意，把不幸婚姻归咎于命运，却丝毫不敢怪罪于父权体制，就是典型的性客体化。让现代读者感叹，旧时代女性的天空究竟狭窄到了什么程度。

在五四运动即将迎来一百周年的今天，生长在工业化社会的女性，自然是比前人幸福的。制度下的两性平等，已经在许多人出生以前就有了，不再需要去挥汗流血争取权益。女性可以站出来顶半边天了，却也没了传统价值观的庇护。其实，这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吧。在工业化的浪潮之下，我们是回不去男耕女织的时代了，工业化与集体化大大地动摇了“家庭”作为生产单位的基础，如今以“个人”为单位会来得实际。两性平等，以现实的应对来看，自然是无所厚非的。但有的时候，会有一些挢枉过正的倾向。例如“性别定型”（gender stereotype）常常会被过于简略地与“性别歧视”挂钩，而无视男体/女体的特质和生理构造上的差别。无论是什么样的观念，中庸之道，才是王道。

生为这个时代的女性，可以选择为悦己者容，也可以单单为悦己而容。不再需要可歌可泣地为抗争而争，就从容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吧。